寒林與冰湖間的經濟奇蹟：一窺經濟發展的芬蘭模式 （上）

文/快樂香蕉哥哥

芬蘭地處歐洲偏遠東北，氣候嚴寒，人口稀疏，可以說先天體質不佳，又不像鄰國瑞典挪威，有豐富的石油礦產資源。。但我們都知道，現在的芬蘭以高度平等均富的社會、完善的社福體系與與環境品質聞名世界。

其中一個原因是林業。在短短半世紀，林業讓芬蘭從貧窮邊陲小國，經濟快速成長到歐洲前段班。1920年，光是林業產品，就佔全國出口總額的 93.7％；到了 1938 年，比例仍超過 80％。林業在外貿的獨霸地位，要到 1960 年代才被打破，隨金屬機械工業逐漸興起，跌落到 70％以下。

在芬蘭南卡累利阿，一艘芬蘭拖船正準備把砍伐的木材拖往鋸木廠。浮木是一種節省成本的木材運輸方式。1960年代曾有學者統計，芬蘭全境的浮木河道若連接起來，足可環繞地球一圈。圖片取自。

儘管芬蘭林業高度集約，芬蘭的森林蓄積在完善的法令保障與復育下，如今已經回到19世紀工業化伐林前的規模；而且，將近九成（85％）全國的商業林，通過 PEFC 或 FSC 的永續認證（世界平均為10％）。今天的芬蘭林業，資本與技術密集，成為永續林業的典範。林業在民眾心目中，也享有高度正面的形象，被視為是福利國家的支柱。

聽起來又是一個北歐神話。到底芬蘭是怎麼樣辦到的？

芬蘭是小國，沒有能力像大國一樣提供資本、原料、能源、勞動力，支撐具高度多樣性的工業部門。因此，要在全球產業分工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芬蘭的策略是：政府跟民間企業、社團一起合作，專注發展幾個有競爭力的產業。於是芬蘭政府特別積極地管理森林土地、建立環境標準、還有長期投資引導產業轉型升級。這跟加拿大、俄羅斯等其他高緯度林業大國很不一樣。

台灣對北歐往往有社會福利天堂的想像，卻對到底是怎麼樣的經濟支撐這樣的體制，以及制度如何建立，甚少關注。儘管芬蘭一連串的轉型並非一帆風順，高度仰賴機遇，但機遇發生時歷史如何轉折，仍然與制度息息相關。簡而言之，具有社會共同體意識的民主制度運作、良性的公私協力運作，使經濟成長的果實得以讓大眾一體均霑。二十世紀中初葉以林業發展帶動的經濟起飛，並沒有創造社會群體間的嚴重分歧與擴大貧富差距，為社會福利國奠定基礎。

縱使近年芬蘭的發展模式受到嚴峻挑戰，我想它的故事仍然有值得理解之處。

戰亂帶來土地改革

二十世紀初，芬蘭政府大把大把地把國有土地送給了貧困的國民。

1917年，沙俄被共產革命推翻，芬蘭乘機獨立，旋即爆發血腥的紅白內戰。代表中產階級、地主跟自耕農的白軍，受一戰時反蘇的德軍支持，擊敗代表都市無產工農支持共產主義的紅軍。芬蘭國旗原初的設計是黃底紅十字，為了避免紅色帶來共產黨的聯想，被議會硬生生修改成現今的白底藍十字。

1917當時的國旗圖樣。作者提供。

1919年五月，白軍戰勝，統帥曼納海姆（C.G.E. Mannerheim）在赫爾辛基舉行勝利遊行。遊行持續幾年後，在二戰為團結對抗俄國，因對紅軍後裔有挑釁意味而取消。圖片取自。

如同所有內戰終了的國家，芬蘭必須為社會分裂止血療傷。決定鞏固民主共和體制的政府，將大量的國有土地分配給沒有土地的貧民，避免階級對立讓他們響應蘇聯的無產階級革命。

這些國有土地幾乎都是林地。

另一次大量土地分配發生在二戰戰後。芬蘭敗給進犯的蘇俄，割讓東方大塊邊境領土。許多國民不願成為俄國人，便往本土遷徙。這帶來相當整體人口 12% 的約二十六萬難民。為了安頓這些難民，政府再一次大量分配國有土地。

兩次大的土地改革，基本上就決定了現代芬蘭的森林地權結構——超過百分之六十的森林由家庭或私人持有。 2016 年，只統計超過兩公頃的林地，芬蘭就有 63 萬名森林主，佔整體人口的14%。這樣高度分散的地權結構，讓林業發展帶來的利益，可以更平等的分配。

而北歐苦寒而土質磽薄的自然條件，使這些林地主人選擇維持林地，而非伐除森林，轉作農作。

沙俄倒台，浩劫重生

芬蘭一戰期間對俄貿易依存度超過 80%，出口林木與乳製品，換取國內無法自給的穀類。蘇共掌控俄國政權之後，旋即關閉對芬蘭的出口貿易，芬蘭的經濟和糧食供給受到嚴峻打擊。

1917年，飢荒的恐懼與失業席捲芬蘭全國。獨立建國在當時對大多數人來說，並不值得歡欣，因為他們將在失業、疾病與營養不良中面臨酷寒黑暗漫長的冬天。

「1917年12月6日，議會簽署了獨立宣言，卻無人為自由的芬蘭慶頌高歌——歷史轉捩的時刻往往僅僅如此而已。」——芬蘭歷史學家 Henrik Meinander

芬蘭經濟的希望在戰後重建的龐大木材需求。可是，外國資本也對芬蘭林業龐大的利益垂涎欲滴。

戰後英國，一群工人正在搭建木造組合屋。英國是戰後芬蘭木材主要的輸出市場之一。圖片取自。

可是，外國資本也對芬蘭林業龐大的利益垂涎欲滴。芬蘭的企業以策略聯盟的方式合作，在定價、生產、行銷林業產品極小化國內競爭，進而統一對外，再要求政府採用嚴峻的政策保護國內產業，阻止外資的投資與購併。

1919年起，外國企業若要在芬蘭投資，必須先取得政府許可。並且，總經理與董事會多數成員必須是芬蘭公民。這不但讓芬蘭企業由芬蘭人主導，還讓芬蘭本國的經理人與工程師可以獲得國外較先進的技術與訓練。

芬蘭政府同時出資併購國內的外資林業公司。

譬如 1918 年政府花費了年度收入的十分之一，收購 Gutzeit & Co. 與 Tornator Ltd. 兩家英國與挪威公司，阻止他們再繼續收購林地。最後這兩家國有公司被合併，成為芬蘭現今最大的林業集團思道拉恩索（Stora Enso）。

這樣的政策搭上木材需求陡增的順風車，創造大量工作機會，特別是講芬蘭語的中產階級管理階層，相對地，原先佔社會優勢地位的瑞典語使用族群和瑞典血統的貴族家族快速式微。

芬蘭在獨立建國前，先為瑞典領土，後為沙皇治下半自治的大公國。在大公國時期，國內受教育的精英階層講瑞典語，而非芬蘭語。沙俄為了減輕敵國瑞典在芬的影響力，早期刻意鼓勵興起的芬蘭民族主義跟語言運動，而大公國以降便相對獨立的自治官僚體系和議會運作，使芬蘭共同體的想像成為可能。很多原先使用瑞典語的家族因為芬蘭認同覺醒，改換芬語姓名。瑞典語的使用族群在19世紀初仍有將近五分之一，到芬蘭獨立時只剩約 10%。仍然講瑞典語的人，漸漸被講芬蘭語的主流社會，認為是既得利益者、不忠誠的的異族。

芬蘭南部城市坦佩雷的墓園一處，墓碑同時並列該家族原本的瑞典語姓氏「Kyander」，以及芬蘭語化的新姓「Kiianmies」。圖片來源。

瑞典語族群的影響力在芬蘭獨立後，迅速衰褪了。事實上，要跟員工進行一個基於人類語言的交流動作，芬蘭企業的經理人，也非會芬蘭語不可。

這群新興的芬蘭中產經理人階級，在我群他者的劃界下，有很強的社會共同體意識，他們建立了芬蘭的現代企業文化。以國營的思道拉恩索為例，基於不同階層的員工都應該有相近的生活標準與和諧關係的信念，提供員工現代的醫療、免費的基礎教育與職業訓練。並且在當時作為後進國的狀態下，優先對本國人採購，例如聘用阿爾瓦・阿爾托（Alvar Aalto）等芬蘭建築師設計企業總部與員工住宅。

芬蘭赫爾辛基大學的歷史學者 Micheisen 與 Kuisma 以「愛國的管理者」（patriotic managers）稱呼這群人，他們指出，沒有這群人的存在與興起的民族主義，基於社會共同體想像的，公私協力的經濟發展不可能實現。

思道拉恩索在赫爾辛基市區的總部。圖片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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