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續思維裡的創意能量(上):人文與環境共生的赫爾辛基

圖、文/CY

“Innovation happens when things are tough,
not when they’re easy and comfortable.”

The Finnish Way

 

2019 年秋天,來自南非的極地探險家麥可・洪恩(Mike Horn)乘著著名的 Pangaea 號帆船,和另一位挪威探險家博格・奧斯蘭(Børge Ousland)開啟了「從極地到極地(Pole2Pole)」 計畫中的另一場也是最後的一場探險之旅,他們從阿拉斯加州乘船至北緯八十五度處下船,打算以徒步配合滑雪的方式在初冬期間跨越北極點,繞到地球另一頭的挪威屬地斯瓦爾巴群島(Svalbard)之後,再從長年城(Longyearbyen)的港口乘船離開。面對著鏡頭,洪恩語氣平緩地說道:「地理北極位於北緯九十度,現在我們的團隊已經來到了北緯八十三度的位置。要把一艘帆船開到這樣的地方來,本來是不可能的,但隨著北極海冰快速融化,大面積的開放海域讓我們得以航行至此。如今,這艘來到距離北極點只有六百英里之遙的帆船,確實讓我們看見氣候的變遷。」我不確定這樣的影片是否能透過網路傳播激發人們的生態意識,畢竟城市生活裡的組織與秩序經常讓我們誤以為自然遠在天邊,也不是人人擁有極地探險家那樣的體力與勇氣,能夠放下便利性走出城市的舒適圈,讓大山大海引導自己對於世界的認知。

這幾天我剛好來到長年城,一天傍晚嚮導指著港口旁兩位探險家的帆船憂心忡忡地說,「這船的主人正在北極徒步行走,唉,走在冰層逐漸變薄的這個年代,是多麼困難的挑戰!」一群來自挪威北部城市特隆赫姆(Trodheim)的地質系研究生正好來到長年城做地質勘查,他們告訴我,全球暖化的嚴重後果已經像是年獸般地頻繁造訪長年城,該區在近五年內便經歷了兩次嚴重的雪崩事件,尤其在 2017 年那場災難之後,居民甚至必須調整、研發應對氣候危機的建築工法。「但那畢竟還是治標不治本啊!」他們感嘆地說。一個世紀以來的採礦業發展,讓該區成為地球上暖化最快速的城市,像是一個人類發展的大型露天實驗室一般,長年城裡失序的日常生活,正以逐漸縮小的時間單位為氣候危機寫實紀錄。而面對氣候變化的問題,即便是向來熟悉生態韻律的極地探險家也是如履薄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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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年城博物館內展示的文學作品。摘錄自《極地夜晚裡的一個女人》(暫譯),1935 年。作者為奧地利籍女作家 Christiane Ritter。“Perhaps in the future, man will go into the Arctic, in the same way as in biblical times, man journeyed into the desert in search of the truth.”(圖片來源:CY)

格蕾塔效應(Greta Effect)

2018 年的秋天我剛來到北歐,那個時候瑞典四年一度的三級議會選舉早已如火如荼地展開。直到九月選舉日之前,就在位於赫爾辛基四百公里外的斯德哥爾摩議會大樓外,一位十六歲的高中生格蕾塔・通貝里(Greta Thunberg)仍坐在石階上,說要為氣候罷課。瑞典作家阿思緹・林格倫(Astrid Lindgren)在《長襪皮皮》故事集裡所描繪的那個辮子女孩、那個不服從的孩子與她的正義故事,彷彿在真實世界裡上演。如今不過一年半載,通貝里已經出版一本演說集冊、發表無數次短講、展開一場大西洋航行、甚至受到諾貝爾和平獎的提名。即使最終沒有獲獎,她的影響力已經席捲歐洲,不僅上得了議會廳堂左右候選人的政見、也進了廚房帶動一波又一波的餐桌革命。從街頭抗議、法案修正、環境行動乃至於日常飲食習慣的素食轉向,被稱之為格蕾塔效應(Greta Effect)的這波氣候政治行動正持續在歐洲大陸擴展 ; 通貝里提出的標語「SKOLSTREJK FÖR KLIMATET」(School Strike for Climate)遂從一塊回收紙板上一躍而起,形成一股動態的反制力量,直衝著現存的政治體系、社會規範乃至於價值觀念步步進逼。一個烏雲密佈的十一月份,通貝里來到赫爾辛基,在白教堂前的參議院廣場上發表演說,前來響應的群眾比一個月後跨年晚會上的人潮還要多上好幾倍 ; 群眾用熱烈的歡呼聲回應著她的慢條斯理、以及那種青少年特有的信心獨具。近期,隨著格蕾塔效應持續在歐洲大陸延燒,批評與指責的浪潮也逐漸湧現,尤其評論家經常爭執環保女孩也不總是環保、質疑她對環境採取行動的資格。於是非此即彼的論斷忽視了環境行動者的其他作為,甚至直接給人定罪。雖然我們的確不該忽略氣候抗議運動中可能因為政治操作而變質的訴求,也必須承認環境保護的概念可能在不同地域與社群裡淪為搖旗吶喊的噱頭,但倒也不必因此酸言酸語,將所有的環境行動一律簡化為「文青的假面環保」或是「短命的街頭激情」這類的說法。一個比較永續的討論方式或許是轉向日常,檢視一個城市的街頭能量是否能反映在大小生活的選擇時刻之上。而像赫爾辛基這樣一個森林之城,其對通貝里的支持絕非一時半刻的衝動與激情,大女孩的演說只能說是再度鼓舞了這個與自然共生的城市。環境保護的概念如何成功擺脫噱頭的醜名並在赫爾辛基的日常小事上落地生根,也許和這個城市因而從中受益的人文崛起,有著緊密的連結關係。

布爾喬雅的綠色革命?

如果十年前芬蘭令我們驚艷的是性別平權的社會氛圍、是照顧差異性的教育制度、是以人為本的政治道德,那麼我們可以思考,今天的芬蘭驚艷又已經有何不同? 

有一學期我選修政治生態學,當天的課堂上我們討論科學與人文領域在赫爾辛基大學「MegaSense 5G 空氣品質實測計畫」中相輔相成的案例。老師為了和同學解釋北京現階段的空污問題,還動用了 YouTube 影片。「來,我讓各位看看我們在過去半小時內討論的空汙問題,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況。」老師走到講桌前按下播放鍵,全班同學盯著灰濛濛的影像和被口罩罩住臉部的行人,感嘆聲此起彼落。「噢~」同學杏眼圓睜直呼不敢置信,搞不好還在心中慶幸,多年來自己是如何受到芬蘭空氣的眷顧。我有點訝異地暗自心想,原來芬蘭人距離其他的世界是如此遙遠,也做了一個簡易的比較,想起臺北城裡霧霾籠罩的那片天空 ; 空氣清淨、雲彩格外絢爛的芬蘭,即便全年也只不過 11 月的那三十天需要面對灰暗天空的精神霸凌,芬蘭人就用了 Marraskuu(Marras:死亡 / kuu:月份)一字,把世界說得既淒慘又絕望。那個當下,看見的環保主義與赫爾辛基,是比較布爾喬雅的一面。但像是這樣衝擊性的映像,畢竟來自片面的訊息,也只是芬蘭經驗的一部分而已。在接下來為期一年的生活中,我開始透過更多日常小事的觀察及活動參與,看見這個城市為了落實環境保護所做的努力與取捨、為了建立永續思維而犧牲便利性的共識與意願 ; 也發現在這些不便與缺乏的縫隙中,想像與創造能力得以應運而生的生活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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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蘭國家博物館內展示的設計圖書,書中介紹 25 位芬蘭設計師與靈感相遇的過程,述說人文與環境共生的精彩故事。(圖片來源: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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